当然，与废除死刑的国家相比，这只能算一种次优标准。
从行政法治原理出发，这个问题宜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。唯有分门别类地科学应对，才能确保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，维护法规范的权威。
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规范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务接待禁酒，但是，该法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，不得有违反财经纪律，浪费国家资财以及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，并且，该法采取了严格的法律主义，对公务员权利、义务和纪律要求的兜底规定，皆强调以法律规定。围绕禁酒令的讨论已有很多，视角各不相同。从各地情况来看，禁酒令主要是公务接待禁酒或者工作日禁酒。其四，公务接待禁酒的法规范，宜针对不同的情况，设置不同程度的禁止性、限制性或者例外性规定，并分别建构监督制约、惩处和救济机制。一刀切式的公务接待禁酒，以及对公务接待饮酒行为的惩处进行一刀切式的应对，其正当性是值得商榷的。
如果对一刀切式的规定暂且不论的话，为节省公务接待费用、提升公务员健康状况以及优化行政文化，公务接待禁酒具有较强的可支持性。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宜通过法规范解释的途径，将公务接待中禁酒纳入相关法定纪律的范畴。我们今天在吞咽这一枚历史苦果的同时，虽然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一定要逐步有效地从制度层面改变这种社会不公，否则政府何为。
嘴巴在吃以外，还有说的权利，除了伤害他人，世界上没有不能说的话，否则谈不上言论自由。权利说到底，就是在不妨害对方的前提下，你有资格可以获得你想获得的东西，你有资格可以做你想做的事，你有资格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等等。回到20世纪历史的开头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前，尤其是故往的农业文明时代，迁徙从来都是自由的。
十二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：为人们自由迁徙、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。没有迁徙自由的宪法是残缺的宪法，因此，让迁徙自由重回宪法，便成为一种理所当然。
但，这是迁徙自由在宪法里最后一次出现。但，进入现代以来，人们的自由有时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。当然，它不是回到1954，而是回到1912。1912年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颁布，第二章第六条第六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，这是以宪法形态肯定古老的迁徙自由。
如果立即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体制，势必会带来连锁性的病变。迁徙的自由既然是古老的自由，为何又会首提，因为我们经历过一个权力全能主义的时代。这样一种历史状况没有理由存续。不但农民进城成了盲流，成了被严控的对象;宪法相应条款也被违宪的下位条例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了。
孔子的乘桴浮于海，孟子母亲的孟母三迁等，人们一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迁徙和安居。以后，袁世凯的北洋时代和取代北洋的国民政府时代，其宪法文件无不保留了迁徙自由的条款。
迁徙自由的另一面是安居自由，从上个世纪1950年代开始起，出于城市工业化的需要，权力不允许农民向城市流动，因而这个古老的自由第一次从制度上被遏制了。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一种有违人权的制度举措，它实施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，极大地剥夺了广大农民兄弟姊妹的自然权利。
1912年以前的清末，迁徙自由是一种自然状态。今天，迁徙自由终于出现在本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，姑且把它看做一个有待观察的信号吧。同时它也可以掌控你的两只脚，你看起来可以自由走动，但却无法自由安居。另外，我们不但要在现实层面上改变这种对农民权利的剥夺，还需要从宪法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。特别是权力全能时代的到临，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自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》，到1958年1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》，五四宪法中关于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款，事实上已经被取消了。
比如眼睛有看的权利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什么颜色都不应成为禁忌。但囿于历史扭曲的时间太久，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积重难返。
如果不论迁徙自由的古老的历史，只看它在20世纪的命运，这是一幅怎样的历史曲线啊，高开低走。自由迁徙一词是政府几十年以来的首提，故值得为之言说。
其结果，半个世纪以来，我们先后又有过三部宪法，即七五宪法、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，但迁徙自由这一古老的权利连抽象肯定都没能保住，它却从宪法文件中失踪了，直到今天当我们逐渐削弱了院长和庭长的审批权后，我们是不是又把审批权交给了审判长？这种制度值得尝试，但不宜成为长远发展方向。
还有一个共同点是给了主审法官（审判长）很大的权力。南方周末：这些地方法院的不同职业化改革，带来哪些积极影响？陈瑞华：我六七年前就关注盐田法院，当时给了很多数据，我也做了调研，有这么几点印象深刻。而现在在审判长负责制下，审判长有那么大的权力，两名法官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怎么可能跟他平等地分享审判权？所以我认为，这种制度值得尝试，但不宜成为长远发展方向，还是应该尊重每个法官的独立审判权。南方周末：看了福田法院改革方面的材料后，你的基本评价是什么？陈瑞华：总体感觉算是近年来一个难得的改革。
比如说过去法院有三四十个法官有审判权，现在有一半的人有审判权，由审判长和主审法官负责，现在一半的人可以做原来两倍的工作。第一是效率提高，专业化的分工大大提高效率，解决了人浮于事的现象。
因为司法改革总体方向还是要专业化、精英化，同时保障法院尤其是合议庭的独立审判权。第三，有利于实现司法裁判的职业化、专业化。
审判长不仅负责合议庭经过合议处理的案件，其他法官独任审判的案件，或者带着人民陪审员审判的案件，他也要审批，这就确定了一种制度：审判长（主审法官）负责制。与此同时，审判长和主审法官要领导合议庭（有些地方叫做主审法官办公室），合议庭下设若干的法官、法官助理和速记员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合议庭就拥有相对独立的裁判权。
法院内部的司法行政化问题仍然无法解决。还是应该尊重每个法官的独立审判权。南方周末：地方法官职业化改革有不同做法，你曾观察过主审法官负责制改革（深圳盐田、北京石景山等地），能不能比较一下这些模式的异同？福田在前者基础上是否有进步？陈瑞华：我觉得总体上大同小异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。第一，原来我们担心院长、庭长审批案件，审者不判，判者不审，但是现在的审判长也不一定亲自参与每个案子的法庭审理，对于本合议庭其他法官审判的案子，他却拥有审批权。
福田法院的改革我认为这是一次可贵的探索，当前的赞美也好，担忧也好，都是基于一些初步的印象做出来的，有待于深入的追踪，观察它的数据，比如上诉率增加还是下降，上访申诉信访现象是增加还是下降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是增加还是下降了，尤其是作为司法制度消费者的律师，他们在这种法庭中是受到尊重了，还是恰恰相反呢？我们可以拭目以待，有些结论不宜过早地下，要对改革给予关注，这种改革的精神本身就值得称道。他们的共同点是把法院的审判权全部交给审判长或主审法官，主审法官和审判长构成审判权的主体，把院长、庭长的裁判架空，使其不再拥有审判案件的权力。
第四点容易被忽略，审判长和主审法官负责制最根本的好处是，减少了腐败。第一，它保障了审理权和判决权的一致性，原来是由院长、庭长审批，现在由一个审判长负责的合议庭来负责审理并作出判决，实现了审理权和判决权的合二为一。
我们强调法官之间是平等的，合议庭的基本原则就是平等的投票权、表决权。南方周末：福田的改革对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，能否带来一些启示？陈瑞华：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，还是应该走让每一个法官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道路，首先在谁能做法官这样一个层级上，严格把关考核，对他的道德品行、专业技能还有审判经验，进行综合考量。